从杭州参加完中秋诗会回来，李鸣生决定不再写诗了。“看了那么多好诗，我觉得我写的就是狗屁!”那大约是1983年，已经开始发表诗歌的李鸣生受邀出席在杭州举办的诗会，他在那里受到了众多文学青年前呼后拥、请求签名的拥戴，还被一所大学请去作了一场文学报告，“要命的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真去讲了”。说起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被称为“中国航天文学第一人”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笑了。
“他永远双肩高耸、仰头挺胸，做出拔地而起的姿势。”有人这样描写这个四川籍小个子作家。没错，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汶川地震灾区，在作协大楼十层召开的“李鸣生航天七部曲”作品研讨会现场……这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家就是以这样的姿态，采访、记录、倾听、思考着。
今年是中国航天创建60周年，李鸣生家乡的四川天地出版社推出了250万字的“李鸣生航天七部曲”。书的腰封上赫然印着“独立立场、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写作”16个字，仿佛是一个宣言，为这位作家从陆地到太空的文学远征作了批注。
尽管来北京生活很多年了，李鸣生的身上仍有一股浓郁的“川辣味儿”，这不仅指他的“川普”口音，还有他直言快语的说话风格。
宇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不久前在成都举行的“航天七部曲”新书发布会上，作家阿来从您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15年的经历，以及您作品中呈现的俯瞰视角，联想到写《小王子》的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您的这种视角是怎么形成的?
李鸣生：可以说是我15年浸泡在发射场练就的，也可以说是上帝馈赠的。少年时我就喜欢读屈原的《天问》，15年的发射场生活，使我比一般人更有条件看到天空，也更有机会随着火箭卫星的一次次升腾，对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以及顽强地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同类进行立体思索，从而使我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审视世界的角度。
记者：通过这个视角，您理解的宇宙是怎样的?
李鸣生：1957年，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一伟大壮举恰好证实了爱因斯坦那句名言：“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事，就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人造卫星上天这一伟大壮举向人类展现的，已不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
记者：您把对宇宙的这种理解带进了“航天七部曲”的写作中。自上世纪80年代，您对中国航天进行了长达30年的跟踪采访与写作，您的动力来源于哪里?
李鸣生：我最早的理想是念大学中文系，然后当作家。但高中毕业时赶上“文革”，一些机缘让我穿上了军装，而且是在如今闻名天下的中国卫星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兵。
我正式的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后来转向写小说。1984年，我第一次在西昌卫星基地现场看到了卫星发射，那是科研人员经过14年的努力完成的人类与太空的对话，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的兴奋不言而喻。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写一部书，记录我所见证的这一幕。
记者：有评论家评价“航天七部曲”是航天史诗，也是国史的一部分。对此，您怎么看?
李鸣生：怎么评价“航天七部曲”是评论家们的事情。我想说的是，我写航天，并不限于航天。我的作品中所表达、折射的主题和内容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辐射力。一个民族的历史总要有人记录。航天历史是人类最惊心动魄、神圣伟大的历史，而中国的航天历史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从发射场走出来的作家，我记录这段历史，既可以说责无旁贷，也可以说非我莫属。
宿命般的星空情结
记者：在“航天七部曲”中，您用了1992年写的《天空让人想起使命》作为代序。为什么用一篇旧文章?
李鸣生：这篇文章是我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作品《飞向太空港》的后记。之所以拿出来作序，一是文中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不过时，甚至还是超前的;二是我感觉自己那个时候如此纯净，真是以一颗赤子之心写出了我对星空刻骨铭心的爱恋。
记者：童年就有了解太空的愿望?
李鸣生：了解太空可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梦想。儿时的天空在我的眼里像本童话，3岁时，我想吃奶了，就跑到路口望着黑色的远方苦苦盼望着母亲归来。后来我睡着了，再后来又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的世界：迷迷茫茫的夜空，像个好大好大的锅盖;一颗颗挂在上面的星星，就像母亲的奶头。
记者：天空给您的创作带来了灵感?
李鸣生：确切地说天空带给我的是哲学思考，以及对人类、自然、宇宙的追问。刚入伍的时候特别苦，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烧水，之后是搬石头、挖山洞。但这种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不能忍受的是精神的痛苦。那时的西昌发射场还是一片荒凉，除了《解放军文艺》等几本杂志几乎找不到什么书看，这对作家梦未泯的我而言太痛苦了。在荒凉的大山里，在一个个孤独苦闷的春夏秋冬，有足够理由让我坚持活下去的，就是天空!
记不清有多少个失眠的夜晚，我靠在岩壁或躺在草丛中，望着星空犯傻：悠悠时空，人类从何而来?茫茫宇宙，人类又将何往?这天，这地，还有这人，究竟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啊?我想办法找到一些西方哲学书来看，这对我对世界、对人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可能是我后来在作品中，不断打破科技题材写作的思维模式、冲破禁区最原始的动力。
记者：您曾经说，在通向宇宙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远比总统伟大。
李鸣生：对，这是我对航天人价值的肯定。我相信，人类飞天的梦想，一定是注视天空的结果。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敢向陌生、敢向无知、敢向神秘、敢向任何不可能进发的领域进发;就在于敢用智慧和力量去寻找、创造一个新的家园。
“我为苍生说人话”
记者：您的作品无论是写筚路蓝缕、旰衣宵食的科学家，还是汶川地震灾区的普通民众，都让人看到“人的精神”。您是如何理解这种情感的?
李鸣生：印象中，我最初对底层百姓产生明确的同情是在18岁。当时在一处工地劳动，遇一位中年妇女，家中上有年迈父母，下有未成年孩子，一家每个月的收入仅有8元钱。我家虽然不富，但吃穿不愁，当时就惊讶竟然还有这么困难的百姓!一种要为老百姓说话的朴素情感就这么产生了。这也成为我日后对自己写作的要求：写真相，说真话。
记者：我看到您的微博上写了一句话：“我为苍生说人话”。最近发布的几条微博关注的也都是近期发生的一些民生事件。汶川地震后，您六赴灾区，作为作家，您觉得自己必须在场?
李鸣生：我觉得我必须去。在强行冲进北川后，我住灾篷，爬深山，进坟场，探医院，经历了十多次山洪暴发和上百次大小余震，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我觉得值，因为采访了几百个灾民和救援者，抢拍下近万张照片，用4个月写完了25万字书稿，最近又刚刚出版了写汶川地震的《后地震时代》。
记者：您因这部《震中在人心》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也是第三次获得这个荣誉。在纪念汶川地震八周年之际，您又出版了《后地震时代》，从采访到写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李鸣生：没有到过那个现场，就不能理解什么是天崩地裂，什么是惨绝人寰。良知告诫我，对汶川大地震的写作，必须以诚实的态度面对13万平方公里的废墟、500万苦难的苍生、10万个被毁灭的生命;必须揭示灾难的真相和灾民的精神创伤;必须表达灾民的哭声与泪水、祈求与愿望!不能回避，不能粉饰。
记者：评论家李建军评价您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像农民一样一丝不苟。
李鸣生：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文体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最直接、最尖锐地面对社会和现实的挑战，同时还要面对作家自身的挑战。它挑战的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现实最残酷的伤痕、权贵最阴暗的虚假;同时挑战的还有作家的人格与思想、良知与底线!
记者：在您的写实叙事中，我们总能读到一种说真话、写真人、留信史的自觉。您近期在着手什么创作呢?
李鸣生：应该说从2008年后，我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即是说，我开始关注中国法治等许多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