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近几十年我听一些中学生说语法难，先是觉得奇怪，觉得语法之于语文， 就像公式之于计算，该感谢它才是，怎么反叫头疼？ 关键词： 学习 初中 语文 |
| 我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 那时候的语文教育，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我指的是20世纪40年代，我在儿童少年时所经历的。1939-1945年我读小学，1945 -1947年我读初中一二年级，l947-1948年我读高一。 我没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但因为我的哥哥大我五年，我的姐姐大我六年，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正读中学，他们在中学的六册《初中国文》，六册《高中国文》，寒暑假新书一发下来，在他们是预习，在我就成了新的课外读物。 我在小学的时候，当然还有别的课外读物，跟这些中学《国文》课本一起，互为补充，形成对我的文学启蒙，培养了我对母语和母语文学的热爱，影响了我一生——我想，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我后来以写作为业。 我不厌烦而是喜爱语文课： 我爱上文学，跟我小时侯喜欢语文课分不开；找课外读物，有的也跟语文老师的指点有关，或是像书上选了冰心的《寂寞》、《寄小读者》，就进一步去找冰心的散文和小说来看。 因此，前几年讨论中小学语文教育，讨论改造语文教材时，我曾向一位出版社编辑建议，可否出一套“老课本”，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比较通用的比较权威的几种中学国文教材汇编出书，不光供重编语文教材的参考，对今天的学生也可作课外读物，因为这些多数是选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失为一种以青年为对象的文学选读本。这个建议后来未见采纳，但那位编辑就此访问过一些专家。想是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或是担心销路成问题吧，因为近年所谓“教辅”读物印数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一套老国文课本若是仅仅当作“怀旧”系列发行，未必能成热点，没有多大经济效益。 我并不是说当时的语文课本怎么怎么好。我读中学时一再跳班，除了因为偏科，为逃避补考不得不索性转校以外，也因为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不满意，对其中的国文课则是不满足。当时是觉得学校里的一套离时代、离社会太远了，实在不耐烦坐在教室里一节课一节课往下挨了。 我读中学时的教科书上，经常让我用铅笔勾画涂抹得一塌糊涂。那是我听课时“身在心不在”的走神的记录。记得初一时父亲偶然发现我的书页如此这般，曾经大发雷霆。后来，我开始持续在《新民报》等副刊上发表习作的小品文，他才掉头不问了。 不管怎样，我们那时候，找和同学们似乎都没有对《国文》课本、教学和作文课产生多么严重的厌烦情绪，这是事实。 国文教材是文人编的，重在审美： 我1 945年秋人中学，日本刚刚投降。改用正中书局的教材，还是抗战时期在重庆编就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应属“正统”。那时我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不再心无旁骛地读书，越来越多地参与校园内的政治活动，那两年的《国文》课，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只有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沈复的《童年记趣》（选自《浮生六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选段，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别的篇目全无印象了。 毛泽东论办报，说有“文人办报”、有“政治家办报”。这套《国文》，平心而论，应该算是文人编的，不是市侩编的也不是党棍编的。 而在这之前，我在沦于敌手的北平古城读到的中学国文课本就是我哥哥姐姐在课堂上用的教科书，虽然是敌伪教育总署审定，由敌伪控制的新民印书涫出皈发行，其实是抗战以前一套教材的盗版。我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旧书店看到这套教材抗战前的版本才知道的，连版式都一模一样，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华书局，我已记不清了。 我对这套书还有些零碎的印象。 《初中国文》第一册，开头第一篇是巴金的散文：“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南京时……”第二篇是鲁迅的《秋夜》：“我家后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巴金的篇名，我忘了，后来也没在别处谈到过这篇散文（抗战前的“北新活页文选”似选过，还配了一张纳凉看星的插图）巴金的文集中有的，原来并不算他的代表作。但文字干净，境界澄明，让初上中学的孩子第一课读到它，朗朗上口，接着读到作者简介：“巴金，本名李芾甘……”跟以下名篇的体例一样，既选了文，又荐了人，每读到一课就认识一位作家，可以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去借巴金、鲁迅、冰心、叶圣陶、苏雪林等这些“五四”作家的书看… 我读这六册《高中国文》时，已经囫囵吞枣地读过胡云翼编的文学史；读过沈启无编的《大学国文》（上下册），也读过《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谈古典文学的专文，对中国文学包括多种体裁的发展略知一二，觉得课本所选还是得体的，得其精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