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自己的文章里呼唤每个人，干啥事都要坚持，如果没有坚持，纵然取得了一些所谓的成绩，也缺乏厚度。不是有许多人，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从而干出一些过格的事情，白白地来这个世界一趟。
其实，想要干成功一件事儿，尤其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儿，我们需要更多地忍受孤独，别人在那儿尽情地享受之时，自己却在那儿经历严寒酷暑的考验，这样的等待有时是一辈子。每次看到一些作家的身前的留言，总在纠结的怀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找到一个个知音。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藏之名山，传至后人，这样的等待，在有些人看来，无疑是荒谬的，但是就作者劳动的本身价值还是体现出来了。李白说得好，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平词赋悬日月，不就是阐述了这样的历史性的悲喜剧吗？
陶渊明先生，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没有建安七子那样的及时成名，也没有竹林七贤那样的富贵闲人，只能一个人荷担豆苗稀，淡月何处归，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断断续续地出来做一个小官而已。他在世之时，没有显赫的名气，多多少少在俗人眼前是一名打秋风者，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闲暇之时，偶然采摘一两朵菊花，愿望南山的深远，又有啥必要去奢望什么荣华富贵。一个美丽的桃花源，已经够自己蝶恋花一辈子，无需过于在意世人的评价了。
这样的闲适生活，在哪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多么的显得珍贵。人一旦有了钱，他的欲望会更加强烈，简直忘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正常方式，总希望高人一等，成为主宰天与地的强者，这时候，不断地要求自己奔波不已，追求那些虚名荣利，在文学上，就自然喜欢那些修饰之词，汉大赋，以及后来的骈文，无疑都是最好地表现形式。最可悲的是，八股文本来是洪武皇帝为了克服那种虚浮之词弊端而建的，结果随着文人的重视，不知怎么搞的，愈来愈那么地娇贵，几乎句句都要是珠玉，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比内容更重要。毕竟皇家已经把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想在这方面有点新意实在太难，只能在文学辞藻上下功夫，这样说不定还会引起周进、范进这样的腐儒的法眼。
人可以在花丛月下，三杯两盏淡酒，也不管晚来风急，只要惬意就行。闲适的人都是那么地从容，这也就是陶渊明先生的文章在宋朝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找到知音的缘故。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坛上占去很大的地位，不就是那些有才华的人，敢于放弃那些荣华富贵，坚持在自己的生活中抒发情怀，感悟人生。
逛旧书摊，突然发现了周振甫先生写的《<诗经>译注》，读着书里的介绍，我不由得两眼湿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奢求一些享受性的东西，不喜欢喝酒、喝茶，也不愿意抽烟，一切都平平淡淡，八十岁在从火线上退下来，可是并没有因为退休就放弃钻研，不知什么时候，先生答应某出版社，要给《诗经》作注，先生没有食言，而是忍受骨癌的疼痛，硬是在生命前夕完成了《<诗经>译注》和《洛阳伽蓝记译注》这两本书，带着一种满足，先生离开了人世，真的是天妒人才，捧着先生写的《<诗经>译注》这本书，我总是想起先生在凌晨三四点钟，一个人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写作，还要忍受疼痛，这是多么可贵的坚韧意志。
真的挺佩服一些老人，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年龄大了，就在那儿悠闲地晒着太阳，他们却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强有力地创作热情，在文学史上创造一个个的奇迹。王蒙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退休回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研究状态，在《红楼梦》、《老子》、《庄子》等文学作品中遨游，从而开辟了新的天地，着实令人感动。
陆文虎先生在钱钟书先生仙逝时说过，在先生面前，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自己。钱钟书先生那一代人，也就是民国最后一代大师，他们继承了前辈们的谦逊和专注，一心一意地坚守自己的学问，这样的品质值得我们这些小辈去学习并效仿。
每当自己有了一些退意，这些老人们都会在大脑里闪现，鞭笞着自己不断地耕耘，勇敢地前进。